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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五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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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隋时期是郡望身份制的社会,郡望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即陇西李氏(今甘肃省东南部)、赵郡李氏(今河北赵县)、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荥阳市)、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所以称之为七宗五姓、五姓七望五姓七家。

  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世为理官,到了周朝时文化名人老子李耳是孔子的老师。其后是秦国的司徒李昙长子陇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瑶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孙李信为大将军,封陇西侯。其子孙飞将军李广是汉朝时的重要人物。魏晋时期,陇西李氏在乱世中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主。南北朝时陇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断,门第高华,与赵郡李、清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并艰拳背兆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陇西李氏到唐朝时连续出了10位宰相。陇西李氏一支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到南宋郑樵编《李氏源流》时,“言李者称陇西”。

  ,是李姓第二大分支,仅次于陇西李氏。赵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赵郡郡治笑重应在今河北赵县,初后魏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的次子李牧。李玑是陇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李牧是战国时有名的武将,为赵国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柏人(今邢台隆尧),为赵郡李氏的始祖。

  魏晋南北朝时期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去项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官位显赫。在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仅次于陇西李氏的大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赵郡李氏东南西三房始祖为晋朝的李楷。

  西周初年,炎帝裔孙姜尚因辅佐文王、武王建周有功,被分封于齐,建齐国,为公爵。数传至齐丁公时,有长子姜季子应袭公爵,但辞而不受,让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继位后,把崔邑(今山东章丘西北)一带的地方赏赐给他作为食邑。从此,季子的子孙便在崔邑居住下来,后来又把食邑的名称崔当作姓宙趋酷章氏,从而成为崔姓人。

  崔姓得姓以后,世代在齐国担任重要官职,是当时的公卿世家之一。如季子八世孙崔杼是齐国权臣,独揽朝政大权多年。后来由于他在政争中失败,崔姓才在齐国失去权势,南迁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秦朝时,崔杼裔孙崔意如被封为东莱侯。入汉以后,崔意如长子崔业袭封这一爵位,并在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定居下来。崔业弟崔仲牟,另居博陵安平(今属河北),二人的后代在汉魏南北朝及隋唐时各发展成为强宗大族,名贤辈出,史称

  。由于两支崔姓人繁衍众多,加上仕宦迁徙等原因,崔姓又进一步分衍出郑州崔氏、鄢陵崔氏、齐州崔氏、青州崔氏,以及清河大房崔氏、清河小房崔氏、博陵大房崔氏、博陵第二房崔氏、博陵第三房崔氏、南祖房崔氏等。光在唐代,崔姓就由清河、博陵二望分出10房崔氏,累计出了29位宰相。当时天下有“言贵姓者莫如崔卢李郑王”的俗谚。

  出自姜姓,齐国后裔,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子孙迁居至涿水一带之后,定居涿地,以范阳为郡望,后世遂称范阳人。始祖卢植以儒学显名东汉,肇其基业,三国卢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后卢钦卢珽卢志、卢谌累居高官,至北魏太武帝时卢玄“首应旌命”,入局朝廷,卢氏成为北方一流高门。北魏定一等大姓[王崔卢李郑](这五姓只指北方,不指全国),经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经唐代已衰,至五代基本消亡。

  北魏分裂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范阳卢氏受到打击,官位不显,部陵立和分成员入仕北齐、北周。唐初,李唐政权打击山东士族,范阳卢氏暂时沉寂,直至唐代中期复又崛起,先后有八位范阳卢氏成员官至宰相,进入政事堂议事。在婚姻上,范阳卢氏注重门第婚姻,婚姻圈子大致稳定在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几个大族,唐代又增加了太原王氏博陵崔氏两家,北魏和北齐时期与皇室通婚频繁,而隋唐时期未有与皇室通婚现象。在文化方面,范阳卢氏以儒学传家,尤以卢植一脉为代表。

  ,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北方著名大族,北魏隋唐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家。

  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东汉末年,以郑当时一脉的郑浑郑泰等人为开始,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历经变迁入唐之后,郑姓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影响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起源于山西的太原,从魏晋到唐朝都非常显赫,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七族并列为五姓七族高门。

  是王姓的肇兴之郡、望出之郡,最匪姜格早登上一流的地位。她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曾封侯拜相,出将入相,也曾屡遭磨难,坎坷备历。

  历尽兴衰沉背屑谅浮之后,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终还是凭借祖上荫功和贵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兴盛不坠达两百年之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誉流行开来。流风余韵,厚积薄发,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这块沃土中终于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形成大唐诗歌史上一个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

  在重视门第出身的时代,一个家族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顺应历史潮流则兴,逆历史潮流而动则亡,纵观太原王氏的兴衰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很深刻,一个家族的沉浮不仅跟家教有关,往往跟社会的兴衰有关,跟适应历史潮流有关,“王而不王,不王而王”当下的王氏更趋向于 “不王而王”,这样的生存哲学更有利于王氏的生存与发展。唐高宗王皇后即出自太原王氏。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这意谓著世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科举制度中进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战,而主攻明经科的世族影响逐渐衰微。所以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李党,也就是山东世族官员,与牛党进士科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极重视门第。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七宗五姓”: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例如《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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